對照起這幾天因為某位女童被虐殺後社會興起的殺戮之氣，這輯羅輯思維講了幾件事很有意思。
過去對宋朝沒甚麼感覺，總覺得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後就沒甚麼會記在腦袋的東西，其實不然，宋朝有段歷史是中國難得的安定和盛世，君權和臣權相當穩固的時候。這依據的是甚麼呢? 是祖宗之法和臣子的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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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http://y0.ifengimg.com/a/2015_13/a4f778a936ba917.jpg 泰州北宋五相：晏殊、吕夷简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。 |
"仁宗時，群盜犯高郵，知高郵軍晁仲約無力禦敵，便要求城中富民出金帛，具牛酒，出城相款待，請盜賊們高抬貴手，去他處搶劫去。之後此事曝光，對這位無能的晁仲約，富弼要殺之以為後人之戒，而范仲淹則表示反對。事後還對富弼說，『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，他日手滑，雖吾輩亦未敢自保。』富弼則始終不以為然。"
這裡面這句『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，他日手滑，雖吾輩亦未敢自保。』其實聚集了非常多的智慧，不輕易破壞舊法，使君權適當的被約束，人權為重，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
另外，他也提到了當時的法律的"聚錄"。
甚麼是聚錄呢?以宋代的慣例，對死罪犯，必須是“聚錄”，即多名法官一起錄問
這有甚麼了不起?
查了一下典故：
"宋朝的司法體系，從中央到地方，都設置了推司、法司兩套平行的系統。 我們前面說了，中央的大理寺分設“左斷刑”與“右治獄”兩個法院，為貫徹“鞫讞分司”的司法原則，“左斷刑”又切分為斷司（推司）與議司（法司）；“右治獄”也分為左右推（推司）與檢法案（法司）。
在地方，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、左右軍巡使、左右軍巡判官、錄事參軍、司理參軍都屬於推司係統，司法參軍則屬讞司係統。 有些小州沒有分司理參軍與司法參軍，但對任何一起刑案的審判，同樣必須執行“鞫讞分司”的原則，推勘官與檢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擔任。 宋代縣一級的司法人員配置不是那麼完備，但還是設了推吏協助鞫獄、編錄司協助檢法。
在一起刑案的審判過程中，推勘官唯一的責任就是將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審訊清楚。 按照宋朝的立法，“諸鞫獄者，皆須依所告狀鞫之。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，以故入人罪論”。 意思是說，推勘官鞫問的罪情，必須限制在起訴書所列舉的控罪範圍內，起訴書沒有控罪的，法官不得自行問罪，否則，法官以“故入人罪”論處。 這叫做“據狀鞫獄”。 確立“據狀鞫獄”的司法原則，自然是為了限制推勘官的權力，防止法官羅織罪名、陷害無辜。 惟盜賊殺人重案不受“據狀鞫獄”的限制，允許窮究。
推勘官審清了案情，有證人證言、物證與法官檢驗報告支撐，能夠排除合理懷疑，被告人服押，那麼他的工作便結束了。 至於被告人觸犯了哪些法條，當判什麼刑罰，則是另一個法官——檢法官的工作。
檢法官的責任是根據卷宗記錄的犯罪事實，將一切適用的法律條文檢出來。 從司法專業化的角度來說，宋代立法頻繁，法律條文浩如煙海，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“遍觀而詳覽”法條，只有設置專業的檢法官，才可能準確地援法定罪。
從權力製衡的角度來看，獨立的檢法官設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濫用權力，因為檢法官如果發現卷宗有疑點，可以提出駁正。 如果檢法官能夠駁正錯案，他將獲得獎賞；反過來，如果案情有疑，而檢法官未能駁正，則將與推勘官一起受到處分。 宋人相信，“鞫讞分司”可以形成權力製衡，防範權力濫用，“獄司推鞫，法司檢斷，各有司存，所以防奸也”。
在司法實踐中，獨立的檢法官設置，確實為維繫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線。 宋真宗年間，萊州捕獲兩個盜賊，州太守用法嚴酷，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盜賊所盜贓物的價值，以圖置其於死罪。 萊州司法參軍西門允在檢法時，發現贓物估價過高，提出駁正，要求按盜賊盜搶之時的物價重新估值，“公（即西門允）閱卷，請估依犯時，持議甚堅”，終使二犯免被判處死刑。“鞫讞分司”的司法程序，宋亡之後即被遺棄。
錄問
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，凡徒刑以上的刑案，在庭審結束之後，都必須啟動“錄問”的程序，即由一位未參加庭審、依法不必迴避的法官核查案狀，再提審被告人，讀示罪狀，核對供詞，詢問被告人所供是否屬實，“令實則書實，虛則陳冤”。 必要時，還可以提審證人。 被告人如果自認為無冤無濫，即簽寫“屬實”，轉入檢法定刑程序；如果想喊冤，則可以翻供。 一旦被告人翻供，案子即自動進入申訴程序：移交給本州的另一個法院，重新開庭審訊。
錄問，用意在防範冤案、錯案，因為在庭審中，推勘官完全可能會鍛煉成獄，被告人屈打成招。 所以宋人堅持在庭審之後、檢法之前插入了一道“錄問”的程序。 刑案未經錄問，便不可以判決；即使作出了判決，也不能生效；如果生效，即以司法官枉法論處。 宋哲宗年間，開封府右軍巡院審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，案子審結後上奏哲宗，哲宗“詔特處死”。 因為結案時未經錄問程序，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議：“不惟中有疑惑，兼恐異時挾情鞫獄，以逃省寺譏察，非欽卹用刑之意。請今後獄具，並須依條差官審錄。”最後，哲宗只好下詔，重申錄問的程序不可省略，今後司法機關如審判不走錄問程序，以違制論。
以宋代的慣例，對犯下死罪的重案犯，還必須是“聚錄”，即多名法官一起錄問，以防作弊。 有些重案實在是事關重大，在聚錄一次之後，往往還要從鄰州選官，再錄問一次，如真宗朝的一條“刑事訴訟法”規定：“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，獄具，請鄰州通判、幕職官一人再錄問訖。”
在錄問時，若發現案情存在疑點，被告人可能含冤，錄問官有責任駁正，否則要負連帶責任：“諸置司鞫獄不當，案有當駁之情，而錄問官司不能駁正，致罪有出入者，減推司罪一等。”即出現錯案之後，錄問官按比推勘官罪減一等的原則問責。 如果錄問官能夠及時駁正錯案，則可獲得獎勵：“錄問官如能駁正死罪一人者，命官減磨勘兩年（免兩年考核），吏人轉一資（升職）；二人者，命官轉一官（升官），吏人轉二資；……如駁正徒流罪者，七人比死罪一人給賞。”古人相信人命關天，因而駁正死刑判決，獲得的獎賞最厚。
不論古今中外，在刑事審判中，多設一道把關的程序，嫌疑人便減少幾分受冤屈的危險。 我們無法統計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為錄問程序而免於冤死，但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錄問的意義：北宋前期曾於京師設“糾察在京刑獄司”，作為專門監察司法的機構，李宥擔任糾察官時，有一次錄問開封府審訊的一個死刑犯，發現“囚有疑罪，法不當死”，卻被開封府尹往死裡整。 李宥即給予駁正，並對開封府尹提出彈劾，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職。
同“鞫讞分司”制度一樣，錄問的司法程序，在宋亡後也被遺棄了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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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一個推崇鬼神辦案的電視節目，這一定有甚麼誤會(取自) |
至於為臣的智慧，該如何適當的當個佐臣，不搶皇帝的鋒頭，又能適當的達成你想建議的事項，這其實是很有智慧的事，不管是古代，或是現代公司結構中當部屬，適當的拿捏時機、平時的自我修為和對於法條的適時堅持，都考驗著智慧。
